赓续红色精神，奋进伟大时代

国有企业自诞生之日起，血脉中便奔涌着红色基因。这一精神特质并非偶然生成，而是深植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之中，由国有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重要支柱的根本属性所决定。红色精神在国企的萌发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兵工厂、苏维埃钨砂公司，到新中国建立后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社会实践的核心阵地。在党的政治引领下，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革命坚定性得以充分释放，为红色文化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精神根基。这一生成逻辑印证了国有企业与红色基因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可分割的历史辩证统一关系。

一、红色精神的体系结构：物质、制度与精神的三维统一

国有企业红色文化呈现出层次分明、有机统一的体系结构，可概括为“两体一观”框架。这一框架超越了单一的精神范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

物质呈现体是红色基因具象化的历史见证。如长辛店二七纪念馆中京汉铁路工人斗争实物、瑞金红军无线电总队旧址等工业遗址，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明形态。这些物质载体以实体空间和可触物件的形式，将抽象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存在，为红色教育提供了具象化场域。

制度承载体是红色治理智慧的结晶。从中央苏区时期的“三人团”工厂管理模式，到“鞍钢宪法”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原则，再到邯钢经验中的“三改一加强”，这些制度创新将党的群众路线、民主管理思想系统化、规范化，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治理体系。

精神价值观是红色基因的内核精髓。“人民兵工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精神谱系，以爱国情怀、奋斗意志、奉献品格和创新追求为核心要素，构筑了国有企业最深层的精神坐标和价值向度。这三个层面相互渗透、彼此支撑，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红色文化的完整生命体。

二、红色精神的价值内涵：国有企业发展的理论根基

红色基因之所以成为国有企业行稳致远的动力源泉，在于其蕴含的四大核心价值构成了企业发展的理论根基：

爱国情怀是国有企业最根本的价值原点。从保障革命战争物资供给，到支撑民族工业体系建设，再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国有企业始终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这种情怀超越了简单的经济理性，体现为“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的知行统一，使国有企业在疫情防控、应急保供等关键时刻能够不惜代价、不讲条件地履行政治责任。

奋斗精神是国有企业攻坚克难的方法论。面对新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的困境，国有企业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了从技术“跟跑”到“并跑”再到诸多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这种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客观世界，不断突破物质条件限制。

奉献精神彰显了国有企业的伦理高度。从孟泰、王进喜到当代大国工匠，一代代国企人将个人价值融入国家需要，在青藏铁路、载人航天等重大工程中诠释了集体主义价值观。这种精神形塑了国有企业特有的社会性、普惠性和公益性文化样态，使其区别于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

创新精神体现了红色基因的与时俱进。国有企业从未将传统固化为教条，而是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管理变革。从“两论起家”的哲学指导到智慧党建的数字化转型，创新已成为红色基因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使国有企业能够不断适应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

三、赓续路径：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

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关口，国有企业赓续红色精神需要实现三大理论突破与实践创新：

精神内涵的当代化重构。深入挖掘红色基因与新发展理念的内在一致性，将“两弹一星”精神中的自立自强内核转化为科技自主创新的当代实践，把“铁人精神”中的拼搏意志延伸为攻克“卡脖子”技术的持久定力。重点强化红色精神的时代适配性，使其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精神催化剂。

制度载体的现代化升级。将“鞍钢宪法”中的民主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融合，构建中国特色公司治理模式。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实现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的结构性嵌合，推动红色管理制度与现代管理科学的创造性结合。

教育传承的立体化创新。超越简单参观学习的浅层教育，构建“历史—理论—实践”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在历史维度深化对红色资源的系统性研究；在理论维度将红色精神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框架；在实践维度通过沉浸式体验、党员攻关组、先锋岗等载体，实现精神传承的行为化转化。

回望来路，从窑洞车间里“寸纱不离手”的坚韧，到双曲拱薄壳车间凝聚的“努力干，一起干”的协作精神；从“两论起家”的哲学指引到智慧党建的数字化转型，红色精神始终是国有企业最深厚的文化资本。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征程，国有企业当以红色精神为帆，将爱国情怀转化为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的担当，将奋斗精神升华为攻克“卡脖子”技术的锐气，使奉献精神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价值罗盘。唯有如此，方能在新时代的壮阔海域中破浪前行，为民族复兴伟业挺起不可撼动的“国企脊梁”。